1937年，美国记者尼姆·威尔斯（埃德加·斯诺的夫人）来延安采访，对延安新秩序大为感叹，“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——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 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，……粮食、衣服和棉被一律由国家发给，……每个人都是从放在桌子中间公用的碗里夹菜吃。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 义，平分了又平分，一直分到原子”。延安，曾是一个被赋予了很多色彩和使命的名字。这个曾为人所敬仰不远万里投奔而又为人所仇视欲除之后快的地方，究竟过 着一种怎样的生活？延安，有它的伟大崇高，也有它的“柴米油盐”。
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，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，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，伸直了腿挺着睡，翻身都很困难。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，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，要拱进去，就得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。
即使有地方睡，但并不是就可“高枕无忧”了。陕北地区降水较少，水源也不丰富，洗浴几成奢侈，虱子、跳蚤之类的寄生虫比较多。采访延安归来的国统区著名记者 赵超构在《延安一月》中这样写道，“扪虱开会的参议员，这是绝妙的新闻，但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。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‘好朋友’，生虱子的问题绝不像 我们这边看得这样羞辱。”但说归说，睡觉的时候却是极为麻烦的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的力群，他的办法就是“把衣服脱得精光，一丝不挂， 再用两手摸小腿，把跳蚤摸掉，迅速上床”；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、社长等职的胡绩伟，睡在窑洞里拍臭虫，拍得满手都是黄水，臭虫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墙缝里爬 出来，无奈之下只好将床单缝成一个口袋，然后钻到里面。
毕竟是在战时环境，睡安稳觉是不大可能的。在延安 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，晚上常有军事演习。按要求是20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，然后集合出发，实质上多数人都是匆忙出来，而且各自有应对窍门，或睡的时候 和衣而卧，或穿双厚袜子（跑的时候不用穿鞋），背包则是“将东西往毯子里一堆，抓住毯子四个角背着就走”。结果回来时常是鞋也丢了，东西也只剩下一条空毯 子。1939年日本飞机常轰炸延安，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，本不固定的睡觉更是“雪上加霜”。一次有人说梦话大喊：“飞机来了！”同屋的人爬起 就跑，一时惊起很多人，指导员、队长纷纷跟着跑。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，于是开始追查，才弄清是说梦话引起的。而那个说梦话的人被人惊醒后也跟着大伙跑， 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更多的时候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何方清楚地记得，一次天快亮的时候飞机来袭，晨梦中警醒的大伙儿纷纷往石头窑洞里跑。由于当时是夏 天，延安又缺少衣物，很多人都是光着身子睡，他自己只裹了一条被单，而有一个小学员在慌乱中光着身子跑进了窑洞。由于在窑洞里躲飞机的男女学生都有，他实 在不好意思就想和何方共裹一条被单。毕竟被单太小，何方说：“那怎么行！连我不也暴露了！”最后那个小学员只好蹲在一个角落里，等别人走光了才跑回去。
在 延安，还有一种特殊的“睡觉”是要交钱的。因为住房比较紧张，没有条件供结婚后的夫妇单独居住，平时男女双方在各自单位或学校的宿舍，每到星期六团圆一 次，先申请后交费，住在专门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，“屋里只有一张床，被褥得自己带，也不开饭，住一次五毛钱”。即便如此，也是供不应求。每逢星期六小 客栈总是客满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“礼拜六了！” （摘自《文史精华》）